杨炼诗歌,作为精神漂泊的象征三联生活周

“哪个触及了诗歌本性的真正的诗人，不是精神上的流亡者？”

剩下来的诗人

冬天的汕头大学，景色宜人，气温舒适，远离市区带来的交通不便，倒让这里成为一方净土。年起，诗人杨炼被聘为这里的驻校作家暨讲座教授，每年以一个月时间讲授诗歌创作。当我们坐在校园里的小酒吧里一边喝酒一边聊天时，不时有年轻的学生过来打招呼。杨炼告诉我，自己来这里最初的想法，就是想了解最年轻一代中国人的生活与思想状态。

这样的机会，对于年即旅居国外写作，虽离散于中国却从未离散于中文的杨炼来说，自然非常难得。当年“幸存者诗人俱乐部”的诗友、诗评家唐晓渡非常清楚地记得两人分别时的情景：“杨炼出国那天是年8月8日，真是个出发的好日子。那天我正好也动身去拉萨参加‘太阳城诗会’。我们在劲松4区楼前挥手告别，互道一路平安，谁都没有想到直到六年后我们才能再次见面，而所谓‘平安’，竟意味着他就此踏上风雨飘摇的漂泊路。”事实上，杨炼和女友友友在收到澳大利亚艺术委员会的邀请出发时，并没有长期出国的打算，门一关什么东西都没带，只想着一年以后回来该怎么生活，没想到之后发生的事情超出了他的预料。杨炼感慨，多年以后回到北京旧居，家中各种东西包括妈妈的骨灰盒都被小偷洗劫一空。而在这一点上，杨炼说顾城显然比较先知先觉，出国的时候带上所有证件，已做好不再回来的准备。

诗人杨炼

海外漂泊的岁月，从澳大利亚到新西兰、美国，再到英国与德国，杨炼起初主要依赖国外大学或基金会提供的短期访问或写作计划生活，直到友友年在英国谋得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与伊顿公学的教职，并全力支持他的写作，之后两人生活才渐趋稳定。如今杨炼在伦敦和柏林都有了家，最近几年则主要定居在柏林。

随着生活的稳定，杨炼陆续创作了《大海停止之处》《同心圆》《叙事诗》等一批长诗，经由他的英文、德文译者翻译，如诗人臧棣所说，建立起当代中文诗歌的国际影响。年，杨炼获得意大利诺尼诺国际文学奖，成为继阿城、莫言之后，第三位获得这项著名国际文学奖项的中国作家。

回头来看杨炼几十年的漂泊历程似乎颇为有趣，杨炼自己就说过：“哪个触及了诗歌本性的真正的诗人，不是精神上的流亡者？”如果说保持与现实的某种疏离与紧张感，是诗人能够持续创作的前提，在陌生语境与现实中的旅行，对杨炼来说更带有为写作服务的、“主动创造你的困境”的自觉。唐晓渡甚至觉得，杨炼似乎早就意识到未来漂泊的不可避免，并一直为此进行着精心准备：“80年代初到他出国前的几年中我是他寓所的常客，那时候觉得他将其命名为‘鬼府’，正如其中到处悬挂的各式面具一样，更多的是他疏离现实的自诫和自嘲，却没有深思与他个体诗学的致命关联，更没有想到，‘鬼府’主人在与那些出入如风的鬼魂做隐秘沟通的同时，也正致力将自己修炼成这样的鬼魂，而这种修炼恰与日后不期降临的命运相匹配，因为灵魂总是最轻的。”

最近几年，杨炼频繁往来于国内的各种诗歌活动，包括担任汕头大学在内的国内多所大学客座教授。无论在哪儿，他体会最深的还是像烙印一般深刻的中国经验。在郊区的汕头大学每年一个月的教学，杨炼觉得倒更像当年的插队生活，不同在于离家的距离是几千公里与几十公里之别。

杨炼赶上了“文革”中恢复的首届高中，年，19岁的他高中毕业后前往距家仅20多公里的北京昌平黄土店村，也就是今天的西三旗一带插队。杨炼对芒克、多多他们插队的白洋淀生活非常羡慕：自然环境好，老乡也朴实。而在黄土店村时的杨炼，还带着投身革命的理想情怀，用他后来的话说，傻帽儿一个。由于看不惯村里一个党员干活时偷懒耍奸，把一车粪倒作两堆，杨炼在别人怂恿下，一连写了九篇文章，“评一车粪倒两堆”的现象。这些文章经大队公社县广播站朗诵后，让杨炼大出风头，却也让他深深得罪了一些村民。新上任的党支部书记在知青会上告诉杨炼：我当一天书记，你就甭想回城。年少气盛的杨炼一气之下，索性一走了之，回到城里在父亲的朋友家漂泊了一段时间，那可以算得上他第一次小小的流亡。后来，在这位父亲朋友的帮助下，年底，杨炼被调往中央广播文工团创作室，负责歌词创作。这次他学聪明了，悄悄找到公社知青办的朋友调回档案，然后跑回村里告诉那位书记，以报一箭之仇。

有次，一位国内报告文学作家到杨炼家中拜访，突然对友友说：“我发现现在写诗的，在国外就剩下你和杨炼了，其他的全部回国了。”友友想了一下，还真是，北岛、多多、肖开愚等一拨诗人基本都回去了。应该说，如杨炼那样自从出国迄今一直以写诗立足，通过不断的出版、诗歌活动，拥有自己的声音与读者，并不容易。

事实上，对传统文化、历史的抱负与雄心，对长诗结构的迷恋与追求，让杨炼在80年代之后的新诗写作中显得格外触目。尽管阅读他的长诗的体验并不那么轻松美好，像唐晓渡说的：“阅读他的作品，尤其是他的大组诗是不自由的，需要有极大的耐心才能克服初时强烈的不适感。”这种阅读难度，一度让评论界失语。有次，唐晓渡在一个小型的杨炼作品研讨会后向一位学者索稿，没想到对方诚恳地说：“不是我不想写，实在是因为他的诗太难读了，根本进不去。”

当我以此求教于杨炼时，他的回答是：“80年代是一个非常抒情的年代，是社会化抒情，因为有青春期抒情这条线，有社会批判这条线，实际上80年代的诗对大多数这拨朋友来说都不难懂，今天回头看某种意义上还不过瘾，因为太好懂。我与其他人的不同，是我那时某种意义上给自己寻了一条死路，干脆叫文学自杀。比如别人写短小的抒情诗，容易写，容易发表，容易翻译，容易出名，我写《YI》一口气闷了五年，谁也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所以这种情况下等于你把与公众之间的线切断了。”

朦胧诗：太长的青春期

与其他朦胧诗人相比，杨炼的诗歌起点并不算早。年1月，母亲去世留给他的心理空白，再加上之后与一起插队的女友的青涩恋情，让杨炼一下找到了一种诗歌的情绪与语言。曾担任新中国驻瑞士外交官的父亲，早年逼着他记诵大量古诗词，但他并不认为那些诗与自己有什么关系。反而在那种青春情绪的影响下，他很快写出一本《爱情之歌》的诗歌小册子，并将其郑重送给女友。没想到，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早熟的女友比他更了解中国的政治风波，在母亲的要求下把笔记本退还给杨炼之后，还提醒他：写作，那就是把自己送给别人当靶子。

那时北京城内的地下诗歌圈，主要由芒克、多多、严力等白洋淀诗人，还有北岛、甘铁生等当年读黄皮书黑皮书长大的人组成，按杨炼自己的说法，他在《今天》完全属于外来户。年底，《今天》杂志在“民主墙”贴出来时，消息灵通的杨炼提前结束在广西百色的体验生活，在“大字报”的丛林中，他很快发现食指巴掌大的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一首诗《疯狗》，当然还有《今天》《沃土》《启蒙》等一批民刊上的诗歌，由于写作方式不一样，《今天》格外打眼。很快，杨炼就拉着此前结识的顾城，一起找到《今天》编辑部。当年的印象特别深刻，在黑黝黝下着小雨的胡同中，昏黄的灯光下，两人找到那个门楼，最先遇到芒克。顾城当时拿着一些诗，非常虔诚地请芒克指点。芒克一番指点后，大家觉得有些饿了，于是下了面条一起吃，很快便不分彼此了。

那时，顾城的诗歌《生命狂想曲》已发表在北京西城区文化馆的小报《蒲公英》上，引起比较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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